张治中对毛主席说：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你怎么办呢？

张治中对毛主席说：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你怎么办呢？

欣悦与彷徨

——父亲张治中的最后岁月

作者：张素我口述，周海滨整理

【摘要】红卫兵离去之后，父亲转向家人及机要秘书余湛邦，意味深长地言道：“在未来数年间，这将成为一段引人捧腹的笑谈。”

为避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父亲吩咐人购回了一幅毛主席的画像及其语录。

余秘书不经意间，在父亲座椅对面悬挂了一幅语录：“革命非宴请之乐，非文章之笔，非绘画绣花之雅，非从容不迫、温文尔雅、谦恭有礼之态，亦非温良恭俭让之行。革命乃暴动也，乃一阶级对另一阶级之激烈推翻。”

父亲不悦，问余秘书话从何来。

余秘书提及，那句话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父：“你觉得呢？”

余秘书详尽地解答了关于考察报告的具体时间、举办地点以及涉及的对象。

父亲沉默不语。

我的父亲，张治中，被誉为“和平将军”，自离开我们已有42载春秋。若他尚在人间，今已迈入121岁高龄。作为唯一未曾与共产党交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亦为唯一敢于多次向毛泽东、蒋介石直言进谏的勇者，父亲亲历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国共历史往事。

父亲的一生与国民党，以及蒋家王朝，维系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作为蒋介石的八大心腹之一，他们之间的交往尤为密切，父亲长期身居国民党最高决策的核心。

尽管父亲追随蒋介石长达二十载，他却未曾参与任何反共的内战，反而在一个独特的角色中，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的核心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曾赞誉他为“三到延安的好友”，并称他为“真正渴望和平之人”。

1949年四月，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破裂，使得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在是返回南方抑或留守北平之间陷入深深的苦恼；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短暂地体会到喜悦，然而，随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却使他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留在北平

在北平逗留的那段时日，成为父亲难得的闲暇时光。他自己也曾感慨，已有三十年未曾如此悠然自得。在那三个月的光阴里，他悠游于北京的古迹名胜之间，聆听北平特有的大鼓演奏，以及四大名旦倾情演绎的京剧。

父亲留驻后，亦背负着沉重的思想重负。他的心头之结，源于：

以我与蒋介石的关系为例，他身为国民党的总裁，而我则是一名普通的国民党干部。在多数人的眼中，我甚至被视为他的亲信、一位关键的干部。

然而，他在反共、支持战争，而我始终坚持联合共产党、倡导和平的立场。自从4月1日之后，我更是毅然决然地转向共产党阵营，并且一去不复返。这难道不是对领袖的背叛吗？

在四月至六月这三个月份，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挣扎，“身为一名国民党党员，我如今却选择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这会不会被人指责为‘见风使舵’？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反复萦绕，久久未能找到确切的答案。”

“我此行是为了参与和平谈判，并且担任代表团的核心成员。既然和谈已经失败，为何不返回原地？滞留北平有何意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父亲曾对若返回南京后的命运有所揣测。部分友人劝告张治中，国民党特务与反动势力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但张治中回应道：“就我个人而言，并无过多忧虑……”

直到发生一件事。

国民党方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滞留北平之举深感愤慨。1949年6月15日，广州中央社播发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继而发布两则电文，对我父进行指责，声称我父在北平积极策动和平，疑似受中共指使，此后行踪成谜，不知所终。

为明辨是非，父亲于6月26日公开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以此阐述其政治立场。《声明》中明确指出——

在北平的居留已满八十日，我观察到并感受到这里正悄然发生着种种变化，预示着我国民族未来的方向正展现出新的曙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凭借二十余年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了服务民众、建设国家的精髓，同时秉持着严密的批评机制、勤学不辍的精神，以及踏实、勤奋、稳重的作风。

最终，父亲领悟透彻，他历经了一段艰难的思想挣扎。按照他的表述，即是“将理论层面的国民党——其主义与应有的本质——与被反动势力长期占据的国民党现实区分开来思考，一番思虑过后，心中豁然开朗。”

父亲反思，理想的国民党应是何种模样？然而，现实中的它却演变为何种境地？他心中所向往的国民党精神，究竟遗失在了何方？

他致力于“重振革命精神，推行民主政策”，旨在将国民党从歧途上引回正轨，然而终归无力回天。

“年初一”

此后，毛泽东主席屡次与父亲进行深入交流，并热切期望父亲能够投身于政协及政府的工作之中。

在我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阶段，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指向我的父亲，在朱德将军以及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面前，如此说道：

“他与延安的三位好友交情匪浅，我提议在人民政府中安排他的职务，不知大家意见如何？”

父亲未待他人回应，便摇头道：

“在这段历史时期，政权由我们负责，如今已告失败，成为过往云烟。我，亦应随此一同归于尘封。”

毛主席笑着说：

“自你发布声明的那一刻起，过往的时光已相当于度过了‘除夕之夜’。而今后，我们应当从‘新年伊始’重新出发。”

周伯伯对父亲直言：“你依旧抱持着旧时礼教！”“你为何只对少数人抱有美好愿景，却忽视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关怀？你为何不将革命理想放在首位？”

提及思想转变的话题，我父亲时常津津乐道于这两句箴言。

1949年9月，政协会议隆重召开，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知名人士和民主党派成员，共同商讨国家的创立大计。父亲生前常常提及，投身于新中国建设工作的后半生，尤其是建国初期的那段时光，对他而言是人生中最愉悦的篇章。

父亲曾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会议，随后又参与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国防委员会的活动。

在每一次的会议中，父亲总是慷慨陈词，发言之际多于缄默之时，堪称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典范。

1949年六月，毛主席亲自邀请各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商国家大计。父亲亦荣幸受邀参与其中。毛主席汇聚众人之智慧，提议以“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国家的正式名称。

众多人声响应赞同，唯独父亲持不同意见，言道：

“‘共和’一词本身就寓含了‘民主’的内涵，何须再赘述？直接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可。”

遵循父亲的建议，毛主席决定，我国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名。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特地约见我父，向他透露，解放军已作出决策，将分两路从兰州与青海两地进军新疆。毛主席期望我父能发电报给新疆的军政首脑，敦促他们发动起义。他进一步表示，根据从新疆传来的情报，只要我父发出电报，他们必定会遵令而行。

父亲说：

“我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与新疆的通讯早已中断，目前实在想不出该如何与他取得联系。”

毛主席告诉他：

“我们已在伊宁设立了电台，你的电报将由邓力群同志在伊宁转接至迪化。”

闻听毛主席的指示，父亲即刻向中共在伊宁的负责人邓力群同志发出电报，恳请其转达陶峙岳将军及包尔汉主席，指示他们正式声明与广州政府断绝联系（当时国民党政府已步步退守至广州），并向人民民主政府靠拢。

父亲曾于新疆任职数载，对该地情形洞若观火。经过深思熟虑，他毅然将一份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建议书呈递至毛泽东主席，以期对和平解放新疆的事业贡献己力。

9月10日，父亲拨通了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以及省主席包尔汉的电话。翌日，他又就起义的若干具体事宜，特意向陶峙岳单独发去了电报。

9月21日，毛主席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事宜致函于父亲。父亲在接到信件次日，随即致电陶峙岳与包尔汉，嘱其火速与彭德怀取得联系，宣布起义事宜。同时，毛泽东主席以父亲之名义，电令驻河西的周嘉彬、黄祖勋两位将军遵从陶峙岳的指挥，并与前线将领积极沟通，表达诚意，切勿再有任何犹豫与顾虑。

9月25日，陶峙岳将军通电宣布起义，紧随其后的26日，包尔汉亦宣布响应起义，标志着新疆地区的和平解放。

在那值得纪念的1955年国庆佳节，一场盛大的授勋典礼隆重举行。父亲与陶峙岳将军均荣获了一级解放勋章，荣耀非凡。

临近1962年春节之际，周恩来总理特邀傅作义、张治中、屈武三位先生共商有关台湾事务的重大议题。合影留念之际，自左至右依次为张治中、周恩来、傅作义、屈武。

精神上解放

自1949年迁至北平以来，我家经济状况一度陷入困境。为此，父亲特地派遣一纯与张立钧前往傅作义先生府上，寻求借款之助。

抵达目的地后，傅先生询问借款金额，对方答称需250元。傅先生立刻吩咐取来500银元。

周恩来迅速得知了此事。一周后，他派人送来了一封书信。信中首先表达了歉意，随后言辞中透露：“未曾料想你们在经济上遭遇如此困境，特此拨款6000元，以供你们应急之用。”

随后，毛主席自马鞍山赴南京进行视察，甫下火车，便面带笑容地向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询问。

“请问您是否已经归还了向文白先生所借的3000元？”

江渭清笑着说：

“还没有。”

毛泽东说：

“别忘了还！”

昔日，江渭清在湖南开展游击战期间，面临严峻的经费短缺困境，曾向家父求助，寻求借款以解燃眉之急。

1951年，我国启动了根治淮河的宏伟工程。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中共中央委以重任，任命我的父亲担任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肩负起深入工地进行实地考察与亲切慰问的重要使命。

出发前，父亲病倒。

获悉父亲身染疾病，毛泽东于5月5日特地派遣江青携一封亲笔信前往家中探望，并表达了对父亲病情的深切忧虑。

1952年夏日，父亲自西安莅临北京，毛泽东同志亦亲临寒舍，与之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深入交谈。父亲在谈话中言道：

毛主席啊，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若仅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开展贸易往来，恐非长久之计。我们理应拓展对外贸易，与各国开展广泛的商业合作。

毛泽东站起来说：

东风胜西风，我们争论百年。

1958年五月，随着反右派运动的逐渐落幕，父亲亲笔撰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详尽回顾了自建国以来投身革命工作的经历，其中既有成就与贡献，亦包含失误与教训。他将此书呈送至毛泽东主席审阅，同时附上了1949年冬日所撰写的《六十岁总结》。

22日，毛复信：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来函，我已于日前收到，原封未启，直至今日方才拆阅。一口气读完《六十岁总结》，心中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我的喜悦并非源自于你的世界观，我们在此方面确实存在差异。我所感到的愉悦，源自于作品所营造的氛围，在于那些能够让人捕捉到作者新视角的细节，以及你依然怀揣着不断进取的愿望。

我推测，在这段时日里，您承受了不少苦楚。一位长者遭遇如此风波，我深感同情。我愿趁闲暇之际，邀请您共谈心扉。然而，近期恐怕尚无此可能。

祝好！问候家人！

毛泽东

5月22日7时

父亲询问毛主席。

“你认为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存在差异，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毛主席说：

“在您的《六十岁总结》中，您曾提及自己对阶级斗争的理解较为模糊。然而，在今年的《自我检查书》中，这一话题似乎并未被涉及。看来，您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是否还需进一步深化呢？”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我父陪伴毛主席对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此行中，他倾注心血撰写了超过四万字的详实日记。那一年，我父与毛主席之间的交往与友情，堪称双方关系史上的巅峰时期。

此次巡视乃毛泽东亲自邀请父亲参与，父亲对此机会倍加珍视。在巡视期间，他每日均对视察行程与与毛泽东的交谈内容做了详尽的记录。

返程后，父亲撰写了《人民热爱毛主席——随毛主席视察散记》一文，该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详尽描绘了全国各地人民对毛主席流露出的真挚与热烈的爱戴，并生动展现了毛主席对民众的深切关爱及对群众生活的细致关怀。

父亲忆述，在那次毛主席的视察中，曾提及他个人的世界观。他微笑着指向父亲，对罗瑞卿部长等一众官员轻声言道：

我曾指出他的世界观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他却宣称自己早已克服。他声称自1949年以来便深感欣慰与满足，对此，我深表怀疑，因为我从未有过如此喜悦与满足之感。

1955年，我踏遍数省，目睹农业合作化进程已逾半数农户参与，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欣慰；然而，次年（1956年）却吹来一股偏颇之风，称其为“冒进”，责令迅速退却，我的心情随之又变得沉重。直至今年（1958年），当我目睹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局面，方才真正体会到那份由衷的喜悦。

“文革”变故

在“反右”的风潮中，父亲对于这场运动持有疑惑，他表达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对于党派与非党派的问题，曾撰写了多篇直言不讳的文章。

他对民革中央在“反右”运动中的立场持有不同看法，态度较为消极。

父亲的言行引起了部分人士的不和，在一夜之间，民革大院内外遍布了针对邵力子和其父的醒目标语。

得知此事后，毛泽东和周伯伯挺身而出，维护了父亲的权益。毛泽东对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66年的初夏，我国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学生们纷纷罢课，铁路车厢也成了学生们串联的交通工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屡次亲切接见了红卫兵。

我家当年位于父母的住所之旁，相隔仅仅一堵墙。

每年的六月至七月，我的父母便会选择前往北戴河避暑。由于我在暑假期间需在学校授课，因此几乎每年我都会陪伴他们度过两周至三周的时光。然而，就在那年，我尚未启程，红卫兵便突袭了我们的家。

首批来访者以十一学校师生为代表，数十人之众，于一个夜晚敲响了我家的门铃，声称此行旨在破除“四旧”。

我家居所乃一栋老旧楼房，恰逢大儿子恰巧在宅，遂迅速开门迎客。众人随之涌入，楼上楼下顿时热闹非凡，穿梭其间。

老实讲，那时我家中的陈设颇为简陋，只有几张沙发和桌椅，衣柜中则存放着些许衣物和首饰。他们一番翻找之后，又将物品塞回原处，堆放至一楼。我吩咐他们贴上封条，其中便包含了我的一台英文打字机和一台飞利浦品牌的收音机。

数日之后，新一波红卫兵再度降临，他们决心将上一批红卫兵所封存之物尽数取走。其间，一位年迈的工人推着车辆，内心颇感烦闷，不禁连连摇头。

我天真地央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夺走我赖以教学的工具——那台打字机和每天必不可少的收音机。他们冷冰冰地反问我：“谁还需要你来教书？”当晚，我急忙拨通了远在北戴河的父母亲的电话，父亲便决定次日立即返京。

翌日，父亲尚未踏入家门，便见红卫兵率先闯入院中，直抵大门。

红卫兵指问父亲：

“你是谁？”

父亲很生气：

问我是谁？问毛主席。

红卫兵将一只花瓶砸得粉碎，夺走了父亲珍藏的佩剑，并质问为何家中未悬挂毛主席像与语录。临别之际，他们甚至将一把用于切西瓜的小刀也误认为是武器，一并掳走，得意洋洋地离去。

红卫兵撤离之后，父亲向家人及机要秘书余湛邦说道：

“这将成为一个大笑话。”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父亲特地让人购置了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

余秘书不经意间，在父亲的座椅对面悬挂了一幅语录：“革命并非如同宴请宾客、撰写文章或是绘画绣花那般，不能太过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亦非温良恭俭让之态。革命乃是暴动，是某一阶级对另一阶级进行激烈推翻的行动。”

父亲不悦，问余秘书话从何来。

据余秘书所言，此语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父亲问他：

“你认为怎么样？”

余秘书详尽地阐述了考察报告的拟定时间、具体地点以及涉及的对象。

父亲沉默不语。

翌日，父亲宅邸的安保人员均佩戴上了红卫兵的臂章。得益于周伯伯的关照，父亲得以得到妥善的保护。

便是那一次，红卫兵得知我的丈夫周嘉彬拥有一辆摩托车，平日里他便是以此代步，上下班往返。

事实上，嘉彬早已将那辆摩托车赠予了其所属单位——水利部，然而红卫兵此番竟欲至吾家搜寻。

如此庞大的车辆，怎能藏匿？我家地下室与上层之间仅有一小片空隙，红卫兵挥舞皮鞭逼迫我爬进其中，岂有此理？简直缺乏常识！他们毕竟已是高中生！

我不得不服从，否则会挨鞭子。

数日之后，新的困扰再次降临。一群红卫兵欲入驻我家楼下，我们无奈之下只得应承下来。

未来的日子里，生活愈发艰辛，人声鼎沸，外界的敲门声我们难以听闻，只得下楼亲自应门。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烟味，更是让人备受煎熬……

老友夫妇目睹这一状况，心中甚是忧虑。他们家中恰好有一处空置的居所。在他们的盛情邀请下，我们一家得以搬迁至水碓子定居。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段宁静而安定的时光。

红卫兵曾多次闯入我家搜查，而《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一书中的近400幅珍贵历史照片，正是我在红卫兵离去后，含泪一帧帧从地上拾起的。

某日，我与嘉彬一同归家途中，邻居忽然告知：“贵府有客到访。”我瞧见单元门口停放着一辆豪华的吉普车。

抵达三楼时，家门紧闭。经过一番敲门，保姆方才开门。原来，是水利部的工作人员前来抄查文件。

数日之后，水利部派员将嘉彬接至部门，声称进行隔离审查。

在这段日子里，他时常来信，请求我代为寄送零花钱、替换的衣物、肥皂以及牙膏。

在那个时代，我的小弟一纯同样在水利部供职。某次大雪纷飞的冬日，部门门前聚集了众多人手，正忙着卸运煤炭，其中便有他姐夫的身影。后来我方才得知，嘉彬当时赤膊上身，仅着一件棉纱背心，便从车上将煤炭卸下，汗珠如雨，湿透了全身。

那一年，1969年，父亲病情危急，母亲毅然决然地与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

“我的大儿子身在远方台湾，他的女婿亦如亲生之子，能否允许周嘉彬返回家中探望他的岳父？若仍有疑虑，不妨让他稍后再归，可否？”

嘉彬终于回家了。

在我家面临极大困境之际，周伯伯挺身而出，全力保护了父亲。得知此事，周总理随即派遣解放军介入，红卫兵因而未能进一步介入。

听闻周伯伯在红卫兵集会上屡次颂扬先父的辉煌业绩，他言道：“张治中乃我党之良朋，曾三度赴延安。在重庆谈判之际，他亲自迎送毛主席，为保障毛主席之安全，贡献良多。”

1966年，周伯伯将父亲送往解放军总医院接受治疗，更名林友文。期间，他严格禁止家属探望，并禁止通话。借此良机，他还巧妙地保护了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众多资深干部被迫退居幕后，我的父亲对此深感困惑。陈毅同志亲自前来劝慰他：“这不过是一场群众性的运动，您无需过分担忧。”然而，不久之后，那些老干部纷纷遭受了打压。

在1966年的国庆佳节，父亲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主席相遇。主席关切地询问：“红卫兵是否曾到访过你的家中？”

父亲回答说“去了”。

毛泽东很惊讶：

“你并非掌权阶层，亦非党内掌权人士，他们为何会造访你的住所？”

听闻此言，父亲内心实则欣喜，非欲将所有人尽数推翻，实则是对党内那些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权派表示抗争。归家后，父亲仍兴致勃勃地将毛主席的言论向我们娓娓道来。

我的表妹张素德，后来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记述了她与父亲在“文革”时期的一段难忘对话。

父亲见到从南京远道而来探亲的素德，脸上洋溢着喜悦。他关切地询问起外面的情形，素德便一五一十地讲述。随着素德的叙述，父亲的表情愈发凝重，眉头紧锁。对于所谓的破“四旧”实则引发的打砸抢乱象，他不禁感到惊愕，摇头叹息道：“若干年后，这一切恐怕只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父亲再次询问素德，外界张贴了哪些醒目的大字报。得知除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外，还出现了“打倒朱德、陈毅”等类似标语时，他不禁感叹：“竟然连开国元勋也卷入其中了！”

素德问：“孩子说，若不积极参与，便无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吗？”

素德言道：“诚然，然而我们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打砸抢行为。我们必须时刻坚守政策原则，以良心为准则，行事为人。”

父亲轻轻颔首，嘴角勾起一抹微笑，语气温和地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如此吧，毕竟实事求是才是正道。”

局势愈发严峻，父亲昔日交往的开国元勋们纷纷遭受打压，被拘禁于“牛棚”，遭受公开游街的羞辱，更有甚者被迫丧命。连民主党派的部分成员也未能幸免，受到波及。父亲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自此，他变得沉默寡言，鲜少开口。日复一日，他凝视着报纸，却始终缄口不言。然而，这种压抑的心情却逐渐侵蚀了他的健康。

父亲并非骤然离世，他的离去实则源于对文化大革命长期的不解与内心的苦闷。他的情绪一直低落，不曾有片刻的愉悦。尽管他并没有患上什么重病，但长期的忧郁和不适，使他身体每况愈下。他的健康状况一直良好，未曾出现任何具体的病症，然而，他却突然卧床不起，长达数年之久。在这期间，母亲不分昼夜地精心照料着他，直至最后，父亲的身体变得异常虚弱。

1969年4月6日，我的父亲与世长辞，他的年纪并不算高，享年79岁。

在父亲病榻之上，毛泽东亲自派人送来了东北最优质的人参。往日，毛主席屡次邀请父亲至家中共进家常便饭，甚至有时还盛情款待我们全家。

“我将亲自出席，并将此事通知张治中同志的党内及党外老友们。”

4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隆重举行张治中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

父亲离世之际，我和弟弟一纯陪伴在他的身旁。在这生命的最后三年，父亲夜幕降临时总会询问归家的一纯关于文革的近况，他关切地询问着：又有哪位同胞遭受了打压，哪家门户遭遇了抄家之苦。

父亲对“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局势深感困惑，并对之持有强烈的反感态度。他曾对一纯直言不讳：“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程度，简直堪比军阀割据时期，无人能驾驭，政府的话语权亦显得力不从心。”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父亲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父亲也写信给毛泽东。

彭德怀遭受打压之际，父亲所撰写的这封信件，我至今记忆犹新。信中洋洋洒洒近两万字，力挺彭德怀。在信中，父亲描绘了彭德怀生活之简朴，自律之严苛，洗脸水从不浪费，总是留待洗脚再用。彭德怀的艰苦朴素，自是毋庸置疑，他断然不会反对您老人家的决策。

我父亲与彭德怀将军私交甚笃。早年，父亲在西北地区工作，解放之后，依旧坚守于此。他对彭德怀将军的为人与行事颇为了解。1950年1月，随着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彭德怀将军出任主席一职，而我父亲则被任命为副主席。

在一场规模不大的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我父亲随即起身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据父亲朋友的秘书所述，他在发言中明确表示，自己并不认同毛主席的立场。

这封长达万言的信件终于送达了周伯伯手中，他随即派遣了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前来广东，特此寻访我父亲。当时，我父亲正在广州度过冬季的休养期。

高登榜见到我父亲便说道：“周总理特地让我转达他的话：主席已经收到了你写的信，请你安心。你目前的职责便是安心休养，其余的事情就交由我来处理。”

此事得以平息，实乃周伯伯暗中出手，实则是在庇护我父亲。如今我才领悟，原来那是周总理在暗中为我父亲护航。当时我确实不明白，为何不将信件直接送达毛泽东手中。

“若十大元帅悉数离世，主席左右将如何自处？”父亲曾在拜见毛主席时，如此深刻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彼时，父亲的病情已相当严重。在那几位元帅相继倒下之后，他在会议上曾提及此语，我和一纯也曾在现场亲耳聆听。他接着坚定地说：“我定要前往拜见毛主席！”

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父亲执意要见毛泽东，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就让一纯推着他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后他说：

“主席，您的步伐似乎太过迅猛，我有些跟不上了。我原本坚信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优秀的，但为何现在这么多优秀干部突然都被划为走资派了呢？”

接着又说：

“目前被惩处的干部比例已超过5%，我党内众多资深同仁也未能幸免。连那些曾经的元老级将领也纷纷落马，面对这样的局势，您打算如何应对？”

言及此处，毛泽东起身站立，此前他一直端坐不动，直至此刻，方才挺身而立。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文白兄，请安心，我们自能辨析清楚。”

父亲亦起身而立，恰逢毛主席振臂高呼“站起来了”，一纯遂扶他起身。然而，父亲并未启齿，一纯形容他面露沉郁，沉默寡言。他无法向我倾诉心中不快，却闷闷不乐，情绪低落。

林彪的声望日渐攀升，甚至他的名字已经超越了周总理，这让父亲忧心忡忡。而周伯伯却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态度。父亲一方面对周伯伯的谦逊表示敬佩，另一方面也对他当前的境遇感到忧虑。

摘自2011年4月18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

张治中17个冷知识

作者/圈儿

一是广泛邀请各界人士参与；二是他本人将亲自主持送葬仪式。最终，张将军得以举行了一场隆重而盛大的葬礼。

毛主席曾赞誉：“张治中乃一心追求和平之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里，他三次踏上延安的土地，1949年，经人劝说，他留在了北京，就此成为了一名举足轻重的人才。

3、张治中，作为新疆解放的关键人物，曾亲自致电新疆驻军将领陶峙岳，力劝其发动和平起义。1955年，他荣膺一级解放勋章的崇高荣誉。

4、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与会代表们对国旗设计图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起初，五星红旗并非众望所归之选。幸得张治中先生独具慧眼，看中了这一设计，并敢于向主席坦陈己见，这才使得国旗设计方案得以最终确定。

5、在新中国国名的最初提案中，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先生认为“民主”与“共和”含义相近，因此他建议删去“民主”二字。

6、在抗战岁月中，张治中曾向党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周恩来总理回应，此事需先向上级中央请示。不久，中央的回复明确指出，张治中若继续留在国民党，对于我党的贡献将更为显著。

7、抵达北平后，张治中先生生活陷入困境，曾一度考虑向傅作义将军借款。周总理闻悉此事后，即刻指示相关部门为张治中先生划拨6000元作为生活补助。

8、张治中未曾与我军交战，反倒是屡次投身于和平谈判之中。遗憾的是，蒋介石并未认可和谈的成果，致使张治中最终留驻于北京。

9、在1924年，周恩来与邓颖超于广州喜结连理，婚礼的筹备得以张治中先生的慷慨资助而圆满完成。周总理对张治中的这一善举铭记于心。张治中的儿子张一纯曾回忆道：“我父亲曾在他们的婚礼上大摆宴席，欢声笑语间，竟将周叔叔灌得酩酊大醉。”

10、张治中的子嗣张一纯怀揣着一份梦想，立志投身电力行业。周总理闻讯后，亲自为其铺路，张一纯遂得以进入电力学校深造，并最终从事了与电力相关的职业。

11、在重庆谈判之际，毛主席应约出席，蒋介石遂派遣张治中前往延安进行迎接。张治中对毛主席的才识与风范深感敬佩，特地在重庆的桂园安排了毛主席的居所，并亲自负责了毛主席周围警卫的全程安排。

12、1949年，蒋介石在败退至台湾之际，心中最憎恨的两位人物非张治中和马歇尔莫属。据蒋经国所言，蒋介石曾悲愤地表示：“他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在蒋介石的八大心腹之中，除张治中之外，尚有何应钦、顾祝同等要员。此中七位均随蒋介石迁徙台湾，唯有张治中独自留在了大陆。

在1955年，我国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授衔仪式。在最初的授衔方案中，张治中将军以及傅作义将军等人均被列入了授衔名单。然而，当张治中将军得知此事后，他婉言谢绝了组织的盛情。

15、张治中，字文白。当1949年国共两党和谈的文件传至蒋介石手中时，他怒不可遏，痛斥文白无能，指责其丧权辱国。

1966年，周总理特地将张治中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并额外派遣了警卫人员，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成功守护了张治中的安全。

17、在担任国民党高级职务期间，张治中曾多次向蒋介石进言献策。然而，在脱离国民党阵营之后，他却始终未曾对蒋介石进行任何批评。即便是在1959年撰写回忆录的背景下，他亦未曾对蒋介石进行任何负面描绘。

18、张治中的一生恪守忠诚，未曾有过任何绯闻。在国民党普遍存在贪污腐败的恶劣环境中，他既不贪图金钱，也不沉溺于声色。他始终坚守与原配夫人的一世情缘，从未有过其他妻子。在国府历次贪腐风波中，他的名字始终未曾被提及。在各方势力人物的回忆录中，也鲜少见到张治中涉足于民国各派系间的暗斗。

来源：听书圈儿